19、20世纪的殖民扩张时代，也是新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兴起的时期。欧美的种族主义观念不断通过报纸、画报杂志、电影、漫画、戏剧等在各国广泛传播、复制、复制。无需否认，地球上的七十亿智人有着不同的身体素质。宪法，但将差异构建成永恒的种族等级制度，是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用丛林法则解释人类社会，用来合理化各种不公正、歧视和压迫（如“黑人”）奴隶制”和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再次的文化“启蒙”时期，这种（伪）“科学种族主义”话语，随着自由主义的“西方浪潮”（如电视电影《河圣》所构建的），再次被不加反思地本质化。 -所谓的中国/黄皮肤/“黄色文明”/威权封闭和西方/白人/蓝色文明/民主开放的二元结构）。流行歌曲清楚地揭示了殖民主义的潜意识后遗症。除了有学者提到的侯德健的《龙的传人》、朱哲琴的《黄孩子》、谢霆锋的《黄种人》之外，尽管台湾歌曲一直以来社会批判性很强，但在《东方之珠》和《东方之珠》中， 《亚洲孤儿》，罗大佑免不了唱到“请不要忘记我不变的黄脸”和“亚洲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脸，带着污泥的红色”…

朱哲琴《黄孩子》专辑

两百年来，“黄种人”的标签已经被我们内化为毫无疑问的自我认同，并在我们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因此，有必要引入一位解构“黄种人”神话的“解药”：台湾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池迈。迈克尔·基瓦克 (Michael Keevak) 的《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 年）。正如奇米歇尔书中提到的，东亚人在1800年左右开始慢慢“变黄”：在13世纪马可·波罗和一些西方传教士的游记中，东亚人被描述为“肤色白皙”。 “黄种人”是十九世纪欧洲的发明，基于非常有限的样本和基本的“科学”方法。它更多的是西方想象力和先入为主的偏见的产物。这种殖民种族话语就像把北美印第安人视为“红色”种族一样牵强。其核心目的是贬低“有色人种”，从而确立欧洲殖民者在体力、智力、技术、文明等方面的优越性和权威。性，被粉饰为“客观公正”的“科学”，使这种种族偏见合理化，从而为殖民扩张和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和控制提供了理论武器。这种殖民逻辑会被一些殖民地人民内化为自卑情结，愿意崇拜和模仿殖民者，即批评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所说的“黑皮肤，白面具”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模仿理论。18世纪末，德国人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痴迷于测量人类头骨，将脑容量与智力水平联系起来，提出了“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等概念，将中国人和日本人结合起来。黄色赋予“蒙古人种”暗示危险、异国情调和威胁，这可能与文化记忆有关。在西方医学史上，也有一系列以“蒙古”命名的疾病（如眼病、胎斑、智力低下等），虽然缺乏可靠的科学依据，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引起的种族主义，直到20世纪50年代，它们仍然被使用，直到蒙古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抗议。

“高加索人种”

19世纪欧洲的所谓科学、医学、人类学学说强化了种族偏见和歧视。受这种“科学种族主义”的影响，19世纪的西方旅行者越来越频繁地称亚洲人为“黄种人”。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在欧洲方程式（白人=基督教=文明=优越性）下，来自“远东”的人（尤其是中国人）被视为“一成不变、天真、只能模仿”的次等人，处于无知的初级阶段。和落后，等待。弱者被教导、被统治、被“保护”，甚至汉语被称为“儿童、聋哑人的语言”。除了为白人至上和殖民扩张的说辞辩护之外，针对东亚人的种族歧视还与一些历史事件和趋势有关，比如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又称“黄种人战争”）。 ”被欧洲人所描绘；同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图画将东亚人称为“黄祸”/黄祸（此词从此便已存在）， 1900年义和团事件和1905年日俄战争，引起了欧洲对东亚“黄种人威胁”的不安。19世纪中叶以来，大批华工到北美采矿、修建铁路。然而，1882年，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华人移民，与日本人通婚也受到歧视。 反对。

排华法案

《成为黄种人》一书中还提到，当“黄种人”遇到中国时，出现了殖民者乐见的巧合，这使得殖民偏见被中国古代神话的光环所掩盖，变得更加具有欺骗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黄色是皇室的颜色，也是滋养中华文明的土地和河流的颜色：黄土地、黄河、以及自称“炎黄子孙”的人们。黄。”但这里的“黄”更多的是象征意义，与肤色没有直接关系。这与19世纪欧洲人以“科学”为名而使用“科学”而实际上充满了无知、傲慢和狂妄的对“黄种人”的命名完全不符。和。然而，随着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东亚，这些种族等级观念也伴随着“科学”之风而来：许多20世纪初留学西方的中国人尽管一些日本人并不承认自己像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被归类为低等的“黄种人”，但中国和日本的著作中却多次提及自称为“黄种人”的内容。认同“白人”。康有为的《大同书》等晚清民国文人知识分子也认同欧洲人建立的这种种族结构，认为中国人作为“黄种人”可以与白人平起平坐，或者只能与白人平起平坐。略低于白人，但远高于黑人——同样，他们只是试图在这个充满偏见和歧视的框架内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没有人从根本上质疑和推翻这个框架。当然，即使是圣贤圣人也很难逃脱时代的限制。今天这样说只是事后诸葛亮。

《变黄：种族思维简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 年

纵观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中国报刊，抗日战争时期（1931-45年），有关“黄种人”的战争讨论是微妙的，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例如，1937年，肖克木在《农村体育周刊》上发表的《为黄种人祈福》一文认为，黄种人的文明程度仅次于白种人，“希望中国和日本，同种族、同语言的两个大国，不会两败俱伤。”无论是在欧洲、美国还是日本，这样的说法都有些一厢情愿。次年，署名“忠义”的人在《西南周刊》上写了一篇《黄种人》文章，首先引用了日本反战传单：“我们日本军人都是黄种人，不好欺负”即使我们征服了中国，对我们来说也不会一样。”根本没有任何利润，结果只是为军阀贵族谋取利益。”后来宣布，他说日本人“不仅有属于黄种人的种族，而且有一种文化，是属于黄种人的”。属于黄种人。这样的汉奸当然应该受到教训，所以我们今天抗击倭寇再合适不过了！”《九画报》，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署名宋杰的文章《黄种人》一章为过去的耻辱报仇：骄傲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民也有今天”慷慨激昂地声称“这是东亚各国的解放战争，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抵抗和复仇的战争……而美帝国主义国家自诩为优秀民族，曾经征服过全世界，侵略过弱小民族。他们会不择手段地欺负和侮辱亚洲的黄种人……友好国家日本的勇士们已经粉碎了束缚黄种人的枷锁……东亚各国必须共同奋起，赢得光荣的胜利。 “历史经验证明，解放自己。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侵略者身上，无异于饮鸩止渴。”

《变黄：种族思维简史》一书的作者迈克尔·池主要研究20世纪以前的欧亚文化交流、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文学等。读这本书，你可以看到他深厚的语言功底（另外从英语到英语，他引用了大量拉丁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材料）以及他整合材料的能力，将旅行描述与医学和科学文献结合起来。他的选题从大家“都知道”（东亚人是“黄种人”）这一事实出发，探讨“为什么”（为什么、何时以“科学”的名义被政治人为建构），即颇具创新性，在“后殖民时代”对于“去污名化”东亚种族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此外，“医学人类学”和科学研究也是近年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非常重视的领域。七麦可以将其与比较文献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这种跨学科的努力也是独一无二的。

台湾版《成为黄种人》封面

《成为黄种人》从技术上陈述了大量史料和事实，很有说服力。遗憾的是，它有些脱离语境，缺乏可进一步探讨的理论深度、思维空间和文化意义。如果“黄种人”的命名能够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和政治背景（如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社会达尔文主义、欧洲殖民扩张等），并继续发展反殖民主义以及法农和赛义德等理论家的东方学研究，它将成为一本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当然，笔者可能会觉得这个想法太过俗套，但至少可以作为背景，而不是根本不被提及。此外，本书也缺少对中国史料和中国近代思想史中“黄种人”的讨论，更有启发性的比较讨论需要其他学者的研究。尽管由于基督教传统，“黑/白”肤色在西方社会已经使用了数千年，但在美国社会仍然谨慎使用。称亚洲人为“黄种人”已被放弃，因为涉嫌种族歧视，他们都被称为“亚洲人”。人们）。在当今中国资本主义崛起的时代，我们的殖民遗产仍然顽固而强烈。我们完全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西方种族主义偏见，但我们还没有学会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正确”：即使内心有歧视，我们也要“保持礼貌友好和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