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玉华于2010年7月25日去世，享年61岁。从学术上来说，那是他的黄金岁月。但1994年她患上了绝症，在“炼狱”中苦苦挣扎，离开人世，留下了许多来之不易的作品。实在令人佩服。她在纳西族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身影，她对学术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20年“绿光黄卷”征程，致力于东巴古籍翻译

1982年从云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进入新成立的东巴文化学院，师从大东巴何云才、何云章、何凯祥、何士成、何继贵等老师。她在《绿灯侠黄轴》中讲述了她苦苦思索，翻译了三辑东巴经：

（一）罗多鬼礼系列。 “朵鬼”是东巴教中无处不在的捣乱分子，给人们带来灾难，因此举行各种仪式来解灾是最常见的活动。这样的经文有数百部。奚玉华翻译了《还债多龟》等经典著作19部。

（二）救度东巴什罗的系列仪式。东巴什罗相当于东巴教的教主。东巴死后，必须为他举行不同于常人的超度仪式，以彰显东巴的身份和地位。仪式规模宏大，由著名的大东巴主持。奚玉华翻译了《坐神宝座》、《焚香》等系列经文共45部。

(3) 对拉姆女神的一系列祭祀。拉姆的名字叫齐拉吉姆，她是东巴什罗的妻子。她将赐予人们长寿和健康。奚玉华翻译了《齐拉吉姆传》、《圣贤女神接载》等15部经文。

共翻译经文79部，收录于1999-2000年出版的《纳西东巴古籍全译注》第32、33、34、71、72、73、74、75、76、77卷。 。

轮椅完成《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解读》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共100册，3万余页。卷数之大，一般人很难查找。席玉华用自己的艰辛造福了大家。他对每部经文都做了详细的总结，并列出了常见故事和仪式的索引。本书共45万字，收录于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研究丛书。遗憾的是，这本书在她去世4个月后才问世。

东巴象形文字异文研究 在研究古代文字时，异文是一个难题。甲骨文如此，东巴文亦如此。李林灿早年编纂字典时指出，“鸡”的拼音字有37种写法。

2004年2月2日，奚玉华带病来到我家，送给她新出版的《东巴象形文字异文汇编》，共1800字。在同事李京生写的序言中，她说：这是她翻译的《东巴经》，逐字逐句地追查，放在抽屉里。 “这二十年，她的抽屉已经满了，她就把它们拿出来，稍微整理了一下，整个故事似乎已经写好了，并不需要费多少力气，但二十年是多少个日日夜夜？这需要怎样的坚韧啊！她的努力和青春都留在了这些奇怪的文字里，这是每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理解的。”

通过多年的研究，奚玉华认为：“很多东巴象形文字在书写和使用过程中都处于一种比较随意的状态，一篇经文中可以同时使用不同的字体，实现繁体和简体的不同变化。因此，东巴象形文字中的文字为不同书写文字，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不同书写文字的数量没有限制，至少有两个，说明它们相对固定，具有较强的文字属性，例如“看”。字的核心是眼睛，这种不同的写法具有很强的具体感，表现出其人物的形象性，比如“马”字就可以画得更多。十种不同的形状，其显着的特征是头部，“马”的轮廓是头部。基本特征或轮廓的存在是识别文字的基础，不会造成混乱。

“其次，不同文体的繁简程度差别很大。有些不同文体的字，其繁简程度差别很大。比如狮子的象形字，只是强调头部的“特色”，是用几笔写出来的；是写实的长篇人物画，需要书写者有一定的绘画经验，只是在点线或直线度上有所区别。行，例如“ “蕨”字先长出单苗，长大后有两个芽，长高了，叶子卷曲。 “风”字，一个是三横线，一个是三波浪线。根据发音是否标注也有一些区别。比如“深山”这个词，一是在半圆上贴上三片青草，二是在形状旁边或内部加上读音。

“第三，同一部经文可以写出多种不同的文字。经文的书写讲究美观，不仅文字要写得流畅、生动、合乎标准，而且经文上的字体布局也要讲究美观。”页面也必须繁简，位置协调，给人以平面布局的美感，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不同的文字起着繁简调整页面构图的作用。人物。”

她还探讨了异质性的各种原因。这是一本具有极高审美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确实，她抄的东巴字非常漂亮，也很标准。

1989~1990 参与编写《纳西东巴经专有名词汉译标准》

共收集2000余字，由东巴文化研究所油印。每篇作品都有东巴文字、音标和汉译名，使翻译工作统一、规范。

1997年至2007年参与编写云南省教委项目《纳西象形文字书法与多语种比较》

该书由云南大学纳西族教授奚成功主编，奚玉华、周家谟任副主编。全书共收录字1295个，东巴字2166个。小字都是席玉华用硬笔书写的。有音标、中、英、日、法、德、俄6种语言注释。 2008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东巴》。它为文化走向全球铺平了道路。

东巴文化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奚玉华共撰写论文近30篇，对一些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例如：

1、东巴教善恶观研究。 1991年，我和杨世光主编的《东巴文化论》收录了奚玉华的《东巴教善恶观》，这是一篇颇有深度的学术论文。她指出：

东巴教中的“东”、“苏”代表纳西族的善恶。自古以来，纳西族就在“侗”、“苏”是非标准下融为一体，通过迁徙和战争而生存下来。 “东”与“苏”在悠久的历史中同属东方。巴教对纳西族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民族心理形成的基础。深入探讨纳西族善恶观的形成，有助于了解这个民族的特点。及其社会发展的线索。

奚玉华（右一）与东巴文化研究实验室的何发源、王世英、何云才、周汝成（右二）（何茂华摄，1981年）

“善恶作为东巴宗教的重要内容，是以动态的、不固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由于原始东巴宗教是一个发展中的宗教，所以主要以祖先崇拜为主，有图腾崇拜和神崇拜的遗迹。萌芽。虽然人们给“东”一个坚实的性格，只是一个愿望，还没有形成一个完美的善恶观念，有些地方甚至还存在着一种交叉的状态。也就是说，在同一个所崇拜的人物，有善有恶，同一事物有时是善，有时是恶，“东”不是至高无上的神，“鞠”也不是邪魔。

她引用了老东八、石成讲的《崇仁连传》、何凯祥讲的《清为令》等故事，认为：

“可见，东巴教中的善恶还在发展和完善之中，善恶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祭祀时，除了请来东神外，还请来了许多神鬼。突然间，鬼魂作祟，往往会带来上千鬼魂，东神和苏神个人的力量还很有限，他们只是众多神鬼中的一员，与原本不完美的状态之间有着漫长的历史阶段。和完美的道德状态。

“尽管如此，‘侗’和‘苏’在纳西族的历史上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2、《东巴经》中人类造化四种理论及其演化研究。 1990年，奚玉华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纳西族四大创世论及其演变》一文，后被收入我主编的《纳西文化研究文集》。她在《东巴经》中列出了“卵生论”和“性交”。他在谈到“男性创造人论”和“道德创造人论”后指出：

“东巴教的四种造人说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独特感受，从而产生了不同阶段的文化观念。蛋生说是古人未出世时的神话故事。”人类的认识处于动物状态的朦胧状态，人与自然合一，他的行为只追求最低限度的生存要求，没有自觉的社会组织和文化。行为。

“在性交时期，人类与动物发生了分化，并产生了有意识的社会组织——氏族。他们能用工具发挥自己的力量，能用火将生食变成熟食，能用语言创造神话，能描述朦胧时期的经历。在了解了自己的能力后，他们萌生了增加人口、增强国力的愿望。他们在吸取了男女只有通过性交才能繁衍的经验后，给自己的生殖器加上了神秘的力量并加以崇拜，并用自己的主观行为以动物的名字来命名氏族来区分，或者利用动物的力量来协调各种关系。杂交将文化行为带入兄妹婚姻中，从而产生了巫术、写作和艺术。

东巴教以人的性交时期和道德创造时期所反映的社会文化背景为主要内容，以记忆的形式记录了卵生论时期的经历，创造了处于萌芽状态的男性创造理论。

“四个传说之间的传承如下：‘（神话）的功能在于它能通过过去的事件和先例来证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为现存社会提供过去的道德价值观和道德模式。社会关系、巫术信仰等。 （[英文]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理论》第30页）。

2008年，她与丁丽萍合着的《纳西族社会形态与婚姻形态》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是2005年10月25日读到初稿的。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回顾了东巴古籍中纳西族的早期婚姻模式，并对西方的纳西族进行了大量的采访，重点关注古城之上。其贡献正如作者所说：

本书重点介绍了纳西族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旧式婚姻形式，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初具有浓郁民族和地域特色的封建包办婚姻。这种婚姻形式包括：土司与土司 中国的等级制内婚制、“不与外人通婚”的民族内婚制、“骨人不通婚”的家庭（姑姑的表弟）等异族通婚制又包括地方通婚，包括婆家做劳力、商业婚姻引起的订婚、特殊情况下的抢婚、无奈之下的交换婚姻、无儿子的新婚等多种形式。家庭、养夫养子、逃离包办婚姻，是这个时期重视孩子、讲求经济、注重“门当户对”的婚姻和恋爱方式。 “集体聚餐”、“订婚”的漫长婚约、包办婚姻造成的爱情牺牲、夫妻“分房”生活、“寡妇与儿子的关系”、“婚姻危机”等等都是其独特的婚俗；妻子主要从事“物质生产”，支撑家庭经济，保证丈夫从事“琴棋书画”的“精神生产”，妻子不仅仅从事物质生产家庭生活所必需的，还从事一些家庭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活动，比如“上司”，这些都是纳西族婚姻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具有独特民族特色的婚姻形式和民俗习惯。”

纳西地区藏传佛教研究

奚玉华曾为我主编的《纳西族词典》撰写有关藏传佛教的条目，还撰写了《藏传佛教在丽江的传播》（《玉龙山》1987.4）和《藏传佛教在丽江传播的属性》（同上，1988.2）。 ）、《略论穆土司与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关系》（《迪庆地方志》，1992.2）、《望从《东巴经》藏语借词看藏族宗教对东巴教的影响》（《东巴文化论》）等，正确阐述了在丽江大规模传播藏传佛教的教派是“白教”。教派”而不是通常所说的“红教”。

纳西族部分民俗现象研究

奚玉华还发表了一些文章，对纳西族禁忌、死亡禁忌、“稻化”、命名、养“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忌死与祖先崇拜有关，忌死又回归现实生活，长期成为习俗。另外，纳西族非常重视礼仪，有相当的稳定性。

奚玉华出生于1949年，父亲奚洪义先生是一名教师，母亲穆菊昭毕业于20世纪40年代丽江县第一期女师范班。她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尽管他的人生充满坎坷，中年又病重，但他始终奋发进取，自强不息，潜心学术，参加了许多国内外学术活动。参加日本、泰国、美国的一些合作项目，也有很多成果，这里就不一一回顾了。我认识他们一家快30年了，写这篇短文来纪念他们。

《席玉华华西学文集》2009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原文发表于《云南民族》2011年第8期）

吴吉人：记录民生六十年

现年60岁的吴积仁先生回顾自己60年的摄影生涯。他朴实、不做作，但这就是他的人生座右铭：

我用相机反映社会，记录民生，为历史留存照片。让同胞们找到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忆。我不是摄影师，也不是艺术家，我只是一个用相机记录历史的人。所以我从来不用摄影技术去改变形象，而是客观地拍摄。真实是最感人、最美丽的东西。世间也只有这样的美丽才能保存下来。

摄影生活中的自我提升

吴积仁先生1929年出生于丽江古城大石桥旁的一个纳西家庭。 1946年初中毕业后，到河南人张宝兴开设的照相馆当学徒。然而，他每天的工作只是在河里冲洗照片，根本没有人教他摄影和冲洗技术。而且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在丽江购买了珍稀的《摄影概论》（1925年出版）和《柯达摄影》（1923年出版），如饥似渴地学习。 1947年，他跟随丽江著名企业家马竹才的车队徒步18天到达昆明，在马市口旧货市场购买了一台德国产罗兰福兰伸缩相机。这台相机已经陪伴他60多年了。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他已经购买了7台相机，但他仍然视之如珍宝。同时，他购买了相纸、显影粉、定影粉等设备。他用的材料很简单，也没有暗室。有时他头上顶着被子，用母亲的嫁妆青花瓷碗调药水，开始了长达60多年的业余摄影生涯。

1949年5月，吴先生积极参加地下革命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丽江县政务委员会秘书部发行科科长。

1952年至1983年在古城中心小学任教。 1983年调入丽江县文化馆工作。 1985年退休，但他继续摄影。

先后加入云南省摄影家协会、中国老摄影师协会、中国民间摄影协会。约200幅作品参加各类展览，并被《国家画报》、《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等地方报刊杂志采用。其作品《玉龙山下的足球故乡》、《精心培育》分别荣获20世纪70年代云南省摄影奖一等奖、三等奖。

1984年撰写了著名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的美国学者索尔兹伯里夫妇采访了他。 20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连续五天忙着拍摄他的专题片。更重要的是，他被誉为丽江文化界的“活档案”。

文化意识记录历史

吴积仁先生对丽江摄影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文化自觉，用3万多张照片记录了丽江60多年的历史。如果说骆家辉记录了1930年代、1940年代的丽江，那么吴先生则记录了从1947年到2008年60多年来丽江的变迁和民生。1950年，农民协会和少先队成立，中央代表团来到丽江。 1954年，召开丽江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1961年，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1981年建县20周年，1991年建县30周年，2001年建县40周年，1956年迎佛牙舍利，1958年人民公社，大规模钢铁、铜矿冶炼、人民公社食堂、工点。未来农业要学习大寨、十年“文革”、粉碎“四人帮”、三中全会后的新现象，甚至20世纪60年代对东巴经济的拯救， 1986年长江漂流队横渡丽江……其时间跨度之长，资料保存之完整，堪称丽江第一。

他善于摄影，留下了许多生动真实的丽江文化人物和普通百姓的形象。 1962年，丽江正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但丽江县委书记徐振康以非凡的眼光，拨出专项资金聘请了大东巴何方、何正才等人。以及学者周汝成、李继善等人在黑龙潭抢救了《东巴经》译本。吴先生记录了这一文化盛事。著名画家周林、书法家周耀华、剪纸艺术家张奎光、作家何瑞耀等早年留影，还有众多艺术家、皮匠、铜匠、草药师、古代乐队、教师、农民、工人、干部、学生、士兵……视察丽江的肖克将军、美国学者索尔兹伯里等人物都被一一捕捉在他的镜头里。

以形以情打动人，吴先生的相册也是一幅丽江纳西族民俗风情的画卷。吴先生在塔城镇用3000张照片记录了东巴“入中本”的8天8夜。此外，东巴祭祀天、风、“蜀”（自然神），民间有生日庆典、火把节、棍棒派对、放河灯、养鹰、飞鹰、耍猴、杀年猪等。 、丧事、奏古乐、踢球、上街、聊天等等，都生动形象。尤其是《玉龙山下的足球之乡》描绘了一群小学生放学归来，以书包为球门，在草地上奋力踢球的情景。另一张照片显示一位母亲正在给儿子系鞋带。

吴先生一丝不苟，精心保存了大量摄影史料。吴先生保存了7架不同时期的相机，其中包括1947年购买的德国相机。两个房间里摆满了不同时代的胶卷壳、相纸、药粉以及各种摄影书籍、出版物和画册。其中一些非常珍贵，外国游客高价购买，但吴先生拒绝出售。

吴老师梳理了丽江摄影一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和成就。 2004年，吴先生撰写了《丽江摄影简史》，回顾了杨友三先生在大研镇开设“流影轩照相馆”以来近100年的历史以及工艺流程。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人格魅力激发学生

几年前，丽江作家周荣新写下《从事摄影60年的吴吉人》，生动地描绘了吴先生的形象。由此，我了解了吴先生的人格魅力：

吴先生为人品德高尚，多次拒绝向外国人出售珍贵史料，他说：“我是一个老人，领着国家退休金，不缺钱花。不会出卖历史。”

为了保存历史、记录民生，吴先生并不把照片当成一份工作。他不惜使用胶片，热爱美好和乐观，追求真理。他记录了“文革”期间被刀斧毁坏的玉湖龙女树。 《爱死》大火前的德月楼照片非常震撼。

他不畏艰辛，从未停止拍照。为了拍摄与世隔绝的山民生活，他多次攀登金沙江上的“苟哭崖”。为了拍摄东巴延寿仪式，他24小时坚守现场。

金针大师吴先生从来没有思考过“老虎会爬树，对猫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他举办过培训班，教过80多名学生，其中一些人至今仍活跃在摄影领域。

吴先生甘于孤独、淡泊，靠着微薄的工资抚养着四个孩子。同时，拍照是一项非常昂贵的爱好，但他却坦然接受。吴先生拍摄的3万张照片中，只有约200张被公开，不到1%。他不求名利，他积累的满屋子书就像一座博物馆。

注：吴先生摄影集《活档案60年——丽江肖像》2011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原文发表于《云南民族》2011年第3期）

【作者简介】郭大烈，1941年出生，纳西族，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宏文村人。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云南省文史研究中心馆员。 196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西南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云南民族学会会长。社会。与何志武合着《纳西族史》（History of the Naxi Nationality）。获云南省政府一等奖），主编《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论》，着有《纳西文化大观》等著作10余部，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退休后致力于传播民族文化，2005年荣获荣誉称号。日本经济新闻“亚洲文化奖”。